伉俪携手降病魔
　　
　　 徐勇，男，1965年3月出生，1984年12月参加工作，大连市金州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科长。
　　1965年3月出生，1984年12月参加工作，大连市金州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科长。 
　　夕阳西下，在金州区味食小区经常见到一家仨口人遛弯儿，中年男子的左胳膊挎着妻子的右胳膊，右手不时地比划着，女儿与妈妈唠个不停，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与她们一家的欢笑声融为一体，听起来那么和谐悦耳。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甜甜蜜蜜的生活中，红斑狼疮这个恶魔悄悄地钻入妻子的血液，夫妻携手与病魔抗争了14年，用她们的生活经历编写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　　1988年，一对男女喜结良缘。男的叫徐勇，是大连市金州区国家税务局的科长；女的叫孙丽红，是金州区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的医生。小俩口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每天孙丽红6点钟起床准备早饭，徐勇起床后先是收拾室内卫生，整理床上床下物品，然后把小院落打扫得看不见半根草棍。小俩口吃完早饭，小孙骑上“凤凰牌”自行车，小徐骑上“飞鸽牌”自行车，嘴里哼着“甜蜜的事业”，一路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。1990年，小俩口的爱情结出了硕果，美好的明天像晴空万里的星月明朗。然而好花不长开，好景不长在。女儿刚刚两周岁时，小孙感觉身体不舒适，时而伴有低烧。自己没当回事，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吃了几天药，发烧不但没有退，反而两只腿像灌了铅似的。自己感觉得的不是一般小病，在地方医院检查没有结果，小徐便陪着妻子前去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。接诊大夫是医学院的一名教授，凭着他多年的临床经验，要求做穿刺化验，一个星期后，化验结果显示，小孙得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狼疮性肾炎，尿蛋白4个加号。教授告诉小徐：“红斑狼疮是一种表现多脏器多系统损伤的全身免疫性疾病，临床表现形式很多，症状凶险，是一种顽固性疑难病症，死亡率很高，要做两手准备，目前还没有对证药物进行治疗。”小徐像五雷轰顶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心情难以平静，命途为何这般多舛，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失去母爱？！他本想隐瞒实情，但妻子凭着职业嗅觉，已经判断出诊断结果。于是，他安慰妻子说：“相信科学，现在治不了，不等于将来治不了，就像肺结核病一样，现在基本上根除了！”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一个月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出院时尿蛋白降到2个加号。
　　在家静养时，一面用西药治疗，一面用中药调节。这时，单位的同事、朋友、亲属只要听说哪儿有治此病的偏方、发现报纸上的广告随手剪下来，及时告诉徐勇，从此他就奔波在寻医问药的路途中。徐勇从亲属提供的信息中得知，北京市中医药理研究所对红斑狼疮很有研究，他就按照信息上的地址慕名而去，星期六晚上走，星期天上午到北京，下车先买好返程车票，为了当天能赶上回来的火车，早饭都来不及吃，坐上公交车直达目的地，星期一上午返回上班。妻子见他这么辛苦，劝说再出门买个卧铺吧，下火车先添饱肚子，然后打车到医院。徐勇拍着胸脯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体格棒着呢，挺得住，节省下来的钱咱多买几付药不好吗。”那段时间，只要听说哪儿有治疗红斑狼疮的信息，他都要前去求医，就这样，徐勇去过呼和浩特、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，几乎走遍了东北三省各个角落。1995年，徐勇从得同样病患者那里得到一个信息，辽宁大洼县有位大夫对红斑狼疮病很有研究，他从大洼县刚刚来到金州，小俩口的希望之火越烧越旺，当天就找到了这位大夫。这位大夫每次给开两付中药，按照吩咐，徐勇早晨上班前把两付药一块泡在盆里，脸盆大小的盆子连水带药装得满满的，下班后先做好饭，吃过饭收拾好碗筷后接着就是煎药，一盆药煎得只剩下两小碗，一天服一碗，而每次要煎上3个多小时。那时候，徐勇正在读成人教育，他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，早晨5点钟起床做饭、打扫卫生，6点钟叫醒孩子，照顾孩子上厕所、洗脸吃饭，7点钟送孩子去幼儿园，7点半到单位准备一天要干的工作，8点钟准时下户进行纳税检查。晚5点钟下班，到幼儿园接孩子、做晚饭，隔一天煎3个小时的药，煎药的同时学习成人教育课程，隔一天洗衣服，他就利用1小时看业务书籍，但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送孩子上床睡觉。细心而又要强的徐勇，煎了2年药竟然一次没糊过，成人教育学了8门课程考试全部通过。
　　1997年12月，孙丽红连续几天头疼发烧不退，徐勇利马把她送到大连铁路医院血液治疗中心，治疗了一个月，尿蛋白仍然是4个加号，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。徐勇又把她转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确诊为隐球性脑膜炎。主治大夫根据各项检验指标和临床表现，心里对孙丽红的病情已经做出了“判决”，但出于职业道德的角度还是征求家属意见。“孙丽红在我们这儿已是第8个病例了，前7例都‘走了’，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？”徐勇看着大夫无奈的眼神，没有任何犹豫地跟大夫说：“一定要治。”说起来容易啊，治病需要钱呐。这几年，为了给妻子治病借完东家借西家，借了亲戚借朋友，已经是债台高筑了。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被徐勇的这种执著感动了，自愿伸出援助之手，纷纷献上自己的一点心意。徐勇捧着单位一百多颗滚烫的心，加上亲戚们凑的3000多块钱，心里踏实多了。转眼间在医大住院快20天了，春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人民广场周围的大树上挂满了霓虹灯，市政府门前高高挂着4盏大红灯笼，就连胡同旮旯都能嗅出合家团聚的气息。除夕夜按照传统习惯，两人吃完年夜饺子，徐勇拿起一块新毛巾，在不热不凉的脸盆里把毛巾湿透，顺着妻子的额头脸颊轻轻地擦到颈部。脸盆里又加了些热水，把妻子的双脚轻轻地放到盆里，从脚后跟搓到脚丫巴，修理完脚趾甲，安顿妻子卧床休息。徐勇独自站在人民广场，静得除了自己以外看不见任何移动的影子，顿时心理是那样的孤独、那样的无助。亲朋好友的话不时地回想在耳边：“孙丽红得的这个病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咱治了病治不了命啊，你已经尽到了，应该早些做点打算。”而徐勇一直在问自己：“徐勇啊徐勇，你是不是个男子汉，且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就是从伦理道德上讲也不能让她撒手人寰呐。”徐勇理出了思路，一定要治，哪怕是能够多延长一天的生命。远处的霓虹灯向徐勇眨着眼睛称赞道：“你是条汉子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！”命运有时也会怜悯磨难者，大夫、丈夫、亲朋好友伸出了温暖的手，又一次把孙丽红从死神的手里拽了回来。
　　2006年2月7日凌晨1点左右，孙丽红感觉胸闷，呼吸困难，全身发冷，头冒虚汗，几分钟呕吐一次，徐勇以为妻子感冒了，把热水袋灌满水放在被窝里给她暖暖身子，一段时间后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。徐勇给女儿准备好早饭，送女儿上学后，跟妻子商量，今天科里开税法公告会，公告会内容是我准备的，昨天已经通知了企业会计，我不去的话，240多名会计就要白跑一趟，公告会完了我就回来。孙丽红强打精神地点点头：“我不要紧，你放心地去上班吧。”公告会刚刚结束，徐勇预感家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急如星火往家赶，进屋一看妻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徐勇想，妻子折腾了半宿，累了，让她睡会儿吧，可又总觉得不对劲儿，于是蹑手蹑脚走到床边，一颗悬着的心猛然提到嗓子眼。只见妻子面色蜡黄，嘴唇颤抖发紫，呼吸微弱，神智不清，口水顺着嘴角流到颈部。徐勇二话没说，抱起妻子跑下楼，打的送往区医院，大夫诊断为心脏病，考虑她有红斑狼疮病史，不敢用药，下午5点钟再次转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进CCU病房。七八位专家会诊，护士们忙前忙后做心电图、抽血化验、吸氧、输液，综合分析患了急性心肌梗死……
　　这些天，单位的事咋就这么多，纳税评估、机构改革、人员变动、中层干部竞聘上岗，样样牵扯到徐勇，白天脱不开身子去医院护理妻子，他就把丈母娘、弟媳妇、姨妈发动起来轮流护理，下班后赶紧往医院跑，第二天一大早赶回金州上班。竞聘科长自荐报名的最后一天，局长发现自荐名单上没有徐勇的名字，便找他了解情况。“妻子在大连住院抢救，真是没有精力考虑竞聘的事，这次我就放弃了。”局长边安慰他照顾好妻子，边为他竞聘打气，徐勇回去后越琢磨越感到局长的话有道理，第二天就把自荐表交到人事教育科，竞聘结果一公布，果然不负众望，从14名竞聘科长的人员当中脱颖而出。福有双致，孙丽红也高高兴兴地“炼狱”出笼了。
　　孙丽红的生命能够延续到今天实属不易，这里面浸透了徐勇的多少爱心啊！医大的主任听了她的病史半信半疑，他把1993年以来孙丽红在医大住院的病例调出来仔细研究后，惊喜地说，这是奇迹，奇迹呀！孙丽红的母亲说：“邻居们都说姑娘能活到现在是上辈子积了大德，我说多亏有个好女婿，每次病重床上床下抱来抱去，女婿若是多少扔点脸子，表示出不厌烦，女儿早就扔了一百个来回了。”周围的同事们都说：“确实难得，下班后大伙总是凑在一起玩，他总是要回家照顾妻子或学习。他是业务骨干，纳税辅导、纳税评估、制作文书、计算机操作、内勤报表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”局领导说：“徐勇很要强，妻子生病没有影响工作，反而业务能力更长进了。这些年，给妻子看病花了40多万元，扣除公费医疗部分，自己掏了20多万元。工会连续两年要给他点补助，他硬是把机会让给了别人。”是的，妻子有病需要照顾，徐勇尽量不耽误工作。从人事教育科请假登记和个人档案看出，14年徐勇只请了4天事假。荣誉却得了一大堆：1996年提升为副所长；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；从1998年开始连续4次受嘉奖；2004年、2005年两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；2006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。
　　现在孙丽红的病情虽然有些缓解，但视力下降的很快，两米以外的物体看上去模模糊糊。她感觉这些年欠徐勇的太多了，总想加倍补偿。在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，擦擦玻璃、洗点衣服，老早做好了饭菜盼徐勇回家。而徐勇老是鼓励她，玻璃擦的真亮，衣服洗的干净，饭菜做的可口。孙丽红听了心理美滋滋的，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徐勇也很会让孙丽红开心，时而陪着妻子在小区里转转，一家仨口欢声笑语，其乐无穷。